笔者认为,复旦大学既已澄清“八教授建议对孙见坤破格录取,但不存在‘请愿书’一说”,那么,记者报道的措词可以商榷。“国学天才”是加了引号的,因此也不存在报道失实之说。但孙见坤言及“从8岁开始,四书五经、各类经史典籍,均每日触碰,及至今日,达到2000余册”,被记者报道成“熟读2000多本经史典籍”,应当视为报道失实,至少有失严谨。
我认为,当下舆论对孙见坤事件,存在着对媒体报道、对当事人本人过于严苛的问题。而报道涉及的另一个更关键更根本的问题——大学办学自由、招生自主与当前僵化落后的招生体制和模式的冲突问题——则被忽视、淡化、模糊了。
说句比较愤青但也相当理性的话:即使孙见坤是个蠢材,我也更愿意支持大学教授的招生自主权,而不是地方招办的墨守成规。因为当前的高校招生制度在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方面都有欠缺。
从实质正义看,全国重点大学的招生名额过于向大学所在的城市倾斜,“重点大学地方化”,自上而下人为制造了城乡和区域不公。从程序正义看,本来应该还给大学和教授的加分权力,却匪夷所思地交给了地方权力机构,从而令大学和教授的招生自主权被自下而上架空,学生对大学的自主选择权也被架空。
如2009年重庆19.6万高考考生中,获加分人数高达7万人,占了35.7%!2009年4月,北京大学招生负责人做客人民网时曾透露,根据往年的统计,北京大学近几年在北京录取的考生,40%以上都存在加分投档的情况。2008年北大在重庆招录的24名文科考生中,有17名是获得了加分的,比例高达71%。其中,因为加分者太多,重庆文科裸分状元刘超然差点与北大擦肩而过。多亏了北大最后“扩招”,在重庆临时增加了4个文科招生计划。
在一定程度上被权力和金钱掌控的高考加分制度,对考生动辙加一二十分,且平均三分之一考生得到加分,使高考公平与大学权力沦陷在县一级,但教授们连联合加6分的权力都没有,这种状况只能说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教授点灯”。这种情况下,地方招办拒不承认教授们的“加分权”,以求“捍卫高招公平”,是不是很搞笑?
孙见坤是否“国学天才”姑且不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没有自主权的教育是不可能发现和培养大量创造型人才的。当年钱伟长报考清华大学,中文和历史各得100分,但数学、物理、化学和英文加起来才25分,物理更是只考了可怜的5分,但“弃文学理”的钱伟长居然通过游说系主任,进了物理系。这几乎是当时大学教育的常态。“钱伟长”们若活在当下,只会被统一化的模式踢出高招之局。
' />这新闻极具戏剧性与传播的爆炸性:国学,天才,8教授PK招办……也极易吸引对高考制度痛恨已久的评论者的火力。于是新闻甫出,评论立即满天飞,大多是为“国学天才”叫屈,质疑地方招办,讨论现行教育体制尤其是高考制度弊端。评论者在几乎一边倒地挺孙的同时,却忘掉了追问最基本的问题:他真的是天才吗?真的是国学天才吗?国学天才又是什么?
炒作少年天才,在中国有悠久传统,却少有良性结果。还记得当年少年班的天才吗?几乎没一个成材的,甚至多是悲剧人生。至于国学,同样是个暧昧的名词,何为国学至今仍有着诸多争议。这两个暧昧名词一旦结合,其指向就更加暧昧了。什么是“国学天才”?号称读了几本破线装书就算吗?像文曲星复读机一样能背会答一些知识性问题就算吗?或者不过得到某些明星学者登龙门式的品题就算吗?
细考孙见坤“国学天才”头衔的支撑,主要来自于三:媒体鼓吹、教授力挺、相关杯赛成绩。但这统统都有着不少疑问。
首先,媒体的鼓吹,倾向性非常明显,而报道之词又常涉嫌夸大。譬如说孙8岁即通读中国通史,非常像放卫星。再如称其读了几百本线装书,2000多种经史典籍,也颇类似信口开河。方舟子就在微博中说,“从8岁起至今阅读过两千本古籍”,平均一年阅读200本古籍,两天不到就读一本,比陈寅恪还牛。这个年代不仅缺乏大师,也缺乏常识,连高中生都知道怎么出奇制胜吓住不学无术却爱附庸风雅的考官,乱写古文古体诗、乱用生僻字、胡编甲骨文……
再说教授力挺。8教授中领头的康震,其本人既是央视捧红的学术明星,又是孙参加央视比赛的评委;另一个教授章清,则是复旦为自主招生而举办的博雅杯面试官,按照复旦规定,其考官身份本该保密,却实名力挺。两个教授与孙都带着浓厚的“座主”与“门生”的利益关联的气味。至于陈寅恪之女对其的赞誉,是否属实或被利用且不说,陈寅恪之女是化学系教授,不是国学专家,其赞誉并不能作为“国学天才”的证据。
再看孙获奖的两个杯赛,这也是其“国学天才”神话的核心论据支持。第一个杯赛,是央视举办的“开心学国学”比赛,其实是开心辞典的特别娱乐类节目,题目几乎全以死记硬背为主,充斥着诸如“‘千里共婵娟’中的‘婵娟’指的是什么”这样的傻问题。很难想象,一个“国学天才”会参加这种比赛,更难想象,这样的比赛能够筛选鉴别出“国学天才”。至于博雅杯,也只是人文知识竞赛,属于复旦自主招生的参考指标之一而非决定因素。复旦大学校长助理、招生办主任丁光宏曾说,达到复旦录取线的博雅杯获奖学生其实非常少,大多数博雅杯获奖者并不能被复旦录取。
我现在担心的是,8教授力挺分数未达标的“国学天才”事件,也许只是一次炒作。而今后,这类国学天才的炒作,还会越来越多。于是国学特长与体育特长、艺术特长加分一样,成为种种关系、资源的重点攻击对象。教育专家李笑来最近在推特上说,高考录取线为什么连年上涨?是学生智商提高了?还是考试难度降低了?都不是。是“内部指标”增多了,于是竞争显得激烈了。事实上,没有太多竞争,有的只是“外部人士”的惨烈。我基本同意李笑来的说法,如此所谓“国学”,很可能只是为“内部指标”增添一个新的阿拉丁神灯而已。
在当下国学热的背景下,追求包括商业、政治、名位等各种利益在内的各色人等在“国学界”粉墨登场。从房中术大仙文怀沙,到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李一,从穿长袍开私塾的神经病,到卖盒饭一样卖心得的大妈,以国学名义而捞金、捞名者,多如过江之鲫。出版界也跟风大搞打着国学旗号的劣质学术书籍,高校则大办各种国学院或国学培训班,对象多是土老肥和官员,前者为附庸风雅,过把儒商的毒瘾,后者则为自己的仕途贴上文化标签,以保其抹了猪油一样的顺溜。
在上述大背景怪现状之下,出现如今“国学天才”的炒作,那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然而,真正的传统文化精髓却在以国学名义的一次又一次炒作下干枯冷寂,与此同时,人造神童、江湖术士及迂腐经师则群拥到聚光灯下。这,才是“国学天才”背后折射的深层悲哀。
(作者系知名网友)
' />从各种评论来看,目前认为复旦大学不应破格录取孙见坤的占了上风。理由主要是:不能因为一个可能优秀的考生,而修改录取规则,宁愿牺牲一个天才,也要保住高考公平;此外,还有人认为,既然是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的,何必非上复旦不可,自学也能成才,那才是真牛呐;实在不行,还可以先去录取他的山西大学,忍几年再考研去复旦,不是也一样。
这样的理由并不好玩。不能因为自学也能成才,就要求几位教授放弃自己认定的优秀人才,这对学校也是一个损失。虽然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人,但在规模化培养的高中生中,像孙同学这样热爱古典文化、高中就能研究注解《山海经》的,还真不多见。让一个少见的偏才,去学自己根本不喜欢的专业,也没有这样磨炼人的。如果这样也可以,还不如建议孙见坤先去拉几年三轮车,然后等着复旦大学特招他读博士。
对于高考来说,公平当然很重要,目前最大的问题,仍然是公平还不够。但是,公平并不意味着铁板一块,一切以分数为准绳,尤其是应试教育下的分数至上,会扼杀真正的偏才怪才。实际上,我们对选拔培养杰出人才的渴望,和追求公平一样强烈。不过,当二者发生矛盾时,多数人几乎本能地选择站在公平一边。这就是出现“孙见坤难题”的社会背景。
这种民意完全可能理解,但不能不指出,维护高考公平和发现特殊人才,并不一定是天然对立的。一刀切式的粗糙公平,对少数偏才怪才来说,何尝不是另一种不公平。卡住孙见坤的,并不是对高考公平的追求,而是僵化的招生制度、高校招生自主权的缺失和社会公信环境的恶化。
为弥补一刀切的缺陷,分数至上事实上早已被突破,比如高校自主招生、免试保送制度、名目繁多的加分制度(虽然经常异化为舞弊和寻租的工具)。目前高校虽然有了一定比例的自主招生权,但这种自主权还很有限,考生还必须参加高考并取得一定分数,仍要跟着高考指挥棒起舞;自主招生到底该如何操作,还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办法。如果是完全的自主招生,高校和教授可以根据自己意愿要求,选择自己认为优秀的人才。像孙见坤这样获得8个教授共同认可的学生,理当不该出现差几分无法投档的难题。目前各种各样的高考加分,多数跟大学无关,而是由地方教育和招生部门确定,根本无法体现大学对特殊人才的要求,反倒经常提供一个权力寻租的渠道。试问,既然玩航模、练武术都可以加分,为什么一个高中生能写出让教授击节叫好的考证论文,就不能多加几分?
一旦提及高校招生自主权,人们很自然会想到背后的关系生、条子生,甚至舞弊造假,权力干预,这也是很多人反对特招孙见坤的理由。在普遍公信力缺失的环境下,给予高校、教授完全的自主权,很难保证人们都能信服,毕竟,钱钟书、钱伟长式的佳话,已经失去了土壤。怎么办?这又回到了一个改革的两难问题,是坐等社会公信力提高了再改,还是以改革来提升社会公信力?
当然不能选择坐等。检验高校是否有真正的招生自主权,不妨就从孙见坤这样经过严格的甄选、获得学术共同体认可的偏才开始。给他一个机会,也让大家一起来监督,复旦的决定是否正确,是否能推动高考制度走向完善。
' />或许有人怪陕西省招办过于死板,但是笔者以为,如果所有的录取都是这般“铁面无私”,这幕“悲剧”也不会出现。
当下,无论是自由录取还是高考录取,可谓丑闻连连。各地频现的诸如“罗彩霞案”等事件,不但令人们原本以为相对公平的高考录取蒙受信任危机,而且更使得高校自主招生、校长推荐制等自由录取制度一出台便深陷质疑漩涡。可以说,招录制度的运作对大多数“凡人”都难以体现公平、公正,个别“奇才”即便再出类拔萃,同样难逃要么被泯灭,要么破格后又遭质疑的命运。
正如该地招考办担忧的那样,“如果这次为孙见坤开了这个口子,‘条子生’、‘关系户’等腐败问题就会接踵而至。”可以说,招考办的顾虑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下众多“特例生”为什么最终成了“问题生”。
可见,扼杀“奇才”的,并非我们招录制度的 “冥顽不灵”,恰恰是制度本身不够“铁面无私”,存在太多灵活性所致。倒不是说,招录制度中不可存有灵活操作,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当自由录取等招录制度尚未构成 “方圆”,灵活难免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幌子”,令“特例生”沦为暧昧的“特殊生”。
因此,与其为“奇才”的现实悲剧而感喟,不如反省我们的招录制度对绝大多数“凡人”,是否践行了“一视同仁”的公平准则。(来源:海峡导报)
' />国学天才孙见坤因6分之差而与复旦大学无缘,很是让人惋惜。这其中的原因值得人们反思。为什么我们在大张旗鼓的高呼不拘一格降人才,而在现实中又表现出“叶公好龙”,这不是互相矛盾吗?近几年,北大推出名校校长可以自主推荐上北大的学生,其目的就是要让那些偏才,怪才脱颖而出,少受高考的束缚。为什么遇到孙见坤这样的人才又打了折扣呢?
可以说,孙见坤的国学功底是有目其睹的,也有事实为证。其一,他是经过复旦大学8名教授两次面试认可的。其二,2009年孙见坤通过14场激烈的全国比赛,进入央视大型国学知识竞赛《开心学国学》的决赛。他是选手中唯一的中学生。在现场,孙见坤对于《楚辞》、《论语》等古代典籍的熟悉程度,让几个年龄比他大上十来岁的选手一致表示“汗颜”。评委之一、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更是忍不住竖起大拇指,盛赞这名高中生“万里挑一”。其三,他与复旦结缘,是因为参加复旦大学为自主招生而举办的“博雅杯”人文知识大奖赛。全国各地3000多名考生参赛,通过论文从中选拔出的58人之一。其四,孙见坤还参加了两场自主招生考试,中山大学允诺,对他采取“一本线下10分录取”的优惠措施。四川大学自主招生的录取通知书上写道:“参加测试的专家认为,孙见坤在古汉语与历史知识方面确有专长,表现出类拔萃。”
以上事实足可以看出,孙见坤的国学功底是十分深厚的,是得到专家认可的。这样的人才不能被破格录取,实在是招考制度的悲哀。像当年的沈从文、钱钟书都是北大偏科录取。如果按照现今的招录制度,不就与北大无缘了吗。
陕西省招办拒绝将孙见坤的档案投到复旦大学,虽然在制度上是坚持了,但也不能说是完全尽职尽责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对孙见坤这样的事采取特事特办的办法,积极和复旦大学协商,向上级教育部门反映情况,不是一直立场强硬,拒绝投档。招办的平安,可能毁了一个优秀人才的发发展前程。
孙见坤的遭遇,也折射出高考制度的漏洞。如何把高校自主招生的权利落到实处,在制度上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一是要使高校自主招生的程序更加明晰,二是要使自主招生制度更加公平。三是要使自主招生制度更加缜密,杜绝人为因素的干扰,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
国学天才不能进理想的大学是制度之恙,当务之急是对这一制度“漏洞”打补丁,否则,下一个孙见坤的悲剧还会重演。
' />记得去年4月,38岁的三轮车夫蔡伟就曾被复旦列入了2009年度博士生拟录取名单,而今又有8名复旦大学教授联名请求学校破格录取一个专业天才,复旦大学的慧眼识英之举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笔者为这些“天才们”感到欣喜的同时,也为时下人才成长的制度渠道感到忧虑。因为孙见坤因高考成绩6分之差,陕西省招办拒绝为其投档。
世人常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而今于“天才”来说,缺乏的倒不是伯乐,而是畅通的制度通道。 据报道,为了慎重起见,复旦大学先后两次请了8位专业教授对孙见坤进行面试,前后8位学者评价一致,并把孙见坤列入复旦2010年5%%的自主招生选拔录取试验名单。
如此看来,征服了8名教授的孙见坤确实够优秀,是难得的“天才”了。问题是既然是“天才”,社会就应当积极为其成长提供和创造宽松的环境,而绝不应囿于“一考定终身”的传统招生模式里,拿分数说事拒绝投档,这样岂不抹杀了“天才”的成长?
“孙见坤事件”其实道出了这样一个社会问题:有了发现“千里马”的伯乐,没有铺就“千里马”成长的畅通制度渠道,依然无法避免其“骈死于槽枥之间”的命运!孙见坤虽然能凭借着博学和智慧征服了8名面试教授,可因高考成绩6分之差却“搞不定”招办的章。从这种现实尴尬中,我们依然看到了应试教育的影子。
虽然时下教育主管部门在大力倡导素质教育,并为各高校自主招生开了口子,以此来弥补应试教育的不足,可是我们看到,这种“自主招生”依然是带着镣铐跳舞。即“自主招生”背后一直伴随着分数门槛,“自主招生”存在无法真正自主的困惑。公众从“孙见坤事件”中足可以领略到这一点。
' />对于有着“国学小天才”之誉的西安考生孙见坤同学来说,“破格录取”的传奇故事似乎与他无缘。据报载,复旦大学8名教授联名请求学校破格录取孙见坤,因为在复旦举办的“博雅杯”人文知识大赛中,孙见坤的国学知识征服了评委。但由于孙见坤高考成绩距一本分数线相差6分,陕西省招生办坚持公事公办,拒绝为孙见坤投档。最终,孙见坤被调剂到他并不喜欢的山西大学法律专业。
在国学方面有突出才能,却无法进入心仪的大学专修国学,这事说起来的确让人惋惜。所以,陕西省招办的“顽固”招来网民近乎一边倒的质疑,是可以预见的。从个人主观愿望来说,我也希望孙见坤进入复旦,将自己修成“国学大师”。
不过,对于人们所渲染的“招生办卡住国学天才”一说,我却另有看法。我认为,这种说法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孙见坤的分数本来就不够,陕西省招办并不存在“卡”人。更何况,“博雅杯”章程并未规定可“破格录取”。同时,这事儿也不能证明陕西省招办不够“开明”,因为他们也许并非不想“破格”,而是担心开了这口子,“条子生”和更多“特长生”接踵而至。所以,关于孙见坤该不该被破格录取的问题,实质就是“素质”与“公平”谁更重要的问题。
几乎每一次的“破格录取”,都会引得社会舆论喋喋不休。奇怪的是,以往一些被破格录取的成功事例,人们也是不断质疑,譬如蒋方舟被清华降分录取、北大推出“中学校长推荐制”等,被担心其中出现“猫腻”。而这次孙见坤没被破格录取,又被质疑为“思想僵化”。我琢磨,假如孙见坤真的被破格录取了,没准儿人们也会质疑呢,质疑的理由可能是:孙见坤的父母是不是官员?8名复旦教授有没有拿到好处?
社会大众对于所谓的“素质教育”与“破格录取”,存在着极为复杂的心理,归结起来,主要还是对“公平”不放心。人们一方面对“不拘一格降人才”抱有美好憧憬,成天唠叨着钱伟长、钱钟书等偏科生的成功佳话;另一方面,又害怕被程序不公所“暗算”。前不久北京有媒体披露,高校招收特长生正成为高校不法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牟取金钱的重点区域。报道称,在北京一些高校,音乐特长生居然不识五线谱,美术特长生连基本的素描都不会。您瞧,在公平与公正被极度不信任的社会环境中,陕西省招办“顽固”坚持原则,反而显得可贵,哪怕这种恪守公平的行为只是一种姿态,或者有人所怀疑的“没有送礼的公平”。
在中国当下的现实语境中,公平已然成为稀缺资源。因此,比较于牺牲一个“国学天才”,坚持公平立场无疑要重要N倍。因为,公平如果连掩饰的程序都省略掉,那就意味着未来有N个“国学天才”、“文学天才”、“数学天才”被不公平所无声地“黑”掉。当然,一个正常的人才选拔规则不能只满足于公平。当考生中不断涌现偏才与怪才之时,规则也不能视而不见。因此,本着“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的朴素思想,国家应充分汲取孙见坤事件的价值,为偏才们制定更公平合理的选拔规则,这样,一个“国学天才”就不会白白地被牺牲掉。
' />
孙见坤在他的书房里
但能责怪谁呢?眼睁睁地看到一个天才被拒之名校之外,却不知道去责怪谁,无法谴责哪个具体的人,这是最让人纠结和郁闷之处。
多数新闻事件都有非常鲜明的是非,谁对谁错,责任在谁,矛头应指向谁,都有明确的指向。可面对这个小天才的被招办卡,找不到可以直接归咎的对象。复旦大学为破格招他,已经穷尽了所有的努力,近乎要违反制度规定了;陕西省招办拒绝破格无可厚非,完全是刚性地执行招生投档规定。正如复旦招办主任所言:省招办对孙网开一面放行档案,可称为“开明”;若按规章将孙见坤“卡”住,则可叫做“严格”。在规则的尊严被权贵肆意践踏的环境中,在破坏规则导致腐败泛滥成灾的时代,你无法责怪一个严格执行规定的人和他苛求的行为。
又是一个“宁损失一百个钱钟书,也要公平”的悲剧,这一次的郁闷不幸落在了小天才孙见坤身上。
每年高考之后,似乎都会曝出几个类似的让人无比纠结的新闻:因为考分,有着钱钟书般才华的偏科天才被大学拒之门外,求助于媒体的呼吁寄望能“不拘一格”。卡住门槛的常常是高校,而这一次是地方招办——面对这样的吁求,舆论早就表达了鲜明的态度:宁损失一百个钱钟书,也要公平。这样坚定的选择,是与舆论在高考上的态度一致的:宁愿承担高考应试教育的弊病,宁愿高考误了一代人的教育,也不愿意放弃高考公平。
高考虽然有许多弊端,那些弊端对教育甚至是致命的,但即使是弊端,也是每个人公平地承担——到小天才孙见坤被拒录这件事,孙见坤确实不幸,这种不幸让每个人都很同情。但,考分面前人人平等,这种不幸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如果其他偏科考生有孙的遭遇,在刚性的制度面前会遇到同样的天花板。即使是不幸,但也是“公平的”不幸。当不幸遭遇公平时,对体制腐败深恶痛绝的公众更会选择去支持“公平”。
所以会这样,众所周知,源于国人心中那种对蔓延的腐败根深蒂固的反感,对“制度到处被践踏”发自肺腑的痛恨。勿庸讳言,这是一个制度和规则在许多领域“礼崩乐坏”的社会,由于社会在公平性、透明度、法治化、规范性、诚信度等基础秩序上非常差,各种领域的权力未得到有效的约束,一项初衷再好、设计再缜密、考核再科学的制度,在这种基础秩序中运行时,都会在说情、找关系、递条子、塞票子中发生扭曲和变异。腐败成风,权贵通吃,垄断着资源的权贵们,肆无忌惮地钻着各种制度的空子,通过官商勾结和权钱交易将制度变成可伸可缩的弹簧,将属于全民的资源变成权贵分享的盛宴。
生活中听着一个个关于怎么找关系走后门的故事,新闻中看着一个个官员怎么凌驾于制度之上将自家公子招进机关的丑闻——不透明的制度,对公众来说就是一个个可以随意操纵的黑箱,可以想像出一个个关系户在其中是怎样运作和钻营的。在“格”被权贵们破坏得体无完肤、格不成格的时代,谁还会再吁求“不拘一格降人才”?一个严“格”的时代,“不拘一格”才会成为佳话。无“格”的时代,“不拘一格”只会让人苦笑。拒绝破格的陕西招办说得理直气壮:如果这次为孙见坤开了这个口子,“条子生”、“关系户”等腐败问题就会接踵而至,来年将冒出更多的特例。
是的,这种遭遇对小天才是不公平的,可,在更不公平的体制大环境下,人们宁愿去尊重那种有利于建构大环境公平的选择。这是小天才不得不为这个体制付出的代价。当年钱钟书被破格的故事和清华招人的那些佳话,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
一个分数线一刀切地定命运,这是多么简单和粗糙的公平,这是在草菅人才。可,腐败的环境使我们的高考改革只能固守于这种简单无比的“傻瓜状态”,自主招生想进一步都会遭遇舆论“会不会引发腐败”的质疑。无约束,何以能放任自主?制度本该能满足人们更高的价值追求,满足不同人的利益诉求,应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区别对待地包容更多元的价值,达致更高层次的实质公平,让每种人才都能脱颖而出,能不拘一格降人才。可腐败的大环境阻碍着制度的进化和改革的创新,使国人在许多领域只能享受一种极低水平的、粗糙的公平。无法培养出大师,也许就源于“宁弃钱钟书也要公平”吧。
' />于理,陕西省招办的做法完全正确。因为他们是严格按照相关投档制度来处理孙见坤档案的,且先不管现行的投档制度有何缺陷,只要还没有新的更好的制度替代,坚守现行的制度就是最佳选择。孙见坤的高考成绩没有达到一本线,按规定就不能够将其档案投到一本线的大学中去;于情,陕西省招办的做法的确让人感觉有些不近人情。通过记者的调查我们得知,孙见坤自幼喜欢国学,对一些国学问题的见解较为独到,征服了复旦大学教授的心。这样的一个“国学小天才”却因为招办的一个章而失去最好的学习机会,让人于心何忍。
我们对制度的坚守真是这样“硬气”吗?就高考制度而言,为了更好地选拔各方面的优秀人才,我们制定了很多高考选拔制度:校长推荐制、音体美特长生加分制、奥赛加分制……但这些制度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好些都得到了 “灵活” 运用:高价上补习班成特长生、 “武林高手”成群、民族成份造假…… 这些“灵活”运用高考加分制度的新闻在每年高考录取期间层出不穷。总体而言,对于制度,公众更多感受到的是过于“灵活”运用,而不是严格坚守。
正是在这样的舆情路径依赖下,网友更多的是怀疑陕西省招办这样“硬”的原因——是因为家长没有给他们好处;而不是对其严格坚守投档制度赞赏或是对国学“天才”不能被复旦录取的惋惜。
其实这也是我最为感兴趣的地方,不是我怀着恶意来揣度陕西招办按照制度办事的动机而是当前很多手段能将制度“软化”的现实,让人难免生疑。
如果在新的更好的投档制度没有出来之前,现行的投档制度真能如陕西招办这次这么“硬”下去,就算是耽误了一个国学“天才”,我想对于这个时代,对这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人而言还是有益的。尽管它是一个悲剧。
' />为何八名复旦教授保荐,可以破名牌大学自主招生之“格”,却难破省招办之“格”?人家复旦大学自主招生破格录取陕西考生,一不占本省指标,二还增加了名牌大学招生名额,三有利于人才培养,为何陕西省招办拒绝投档呢?
据悉,孙见坤是一位国学“小天才”。 他参加复旦大学为自主招生而举办的“博雅杯”人文知识大奖赛获一等奖,而3000名参赛者仅二人获得此奖项。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章清评价说:“他是我见过的对国学最有钻研精神和天赋的学生之一。”北师大教授康震曾在电视节目中盛赞孙见坤。中山大学对他允诺“一本线下10分录取”。四川大学自主招生的录取通知书对他评价:“表现出类拔萃。”可是,尽管多家名校对孙见坤青睐,但陕西省招办却能够“一格当关”,就是不放人。
中国存在这样的“格”,又怎么能够做到人才脱颖而出呢?听起来陕西省招办不破格的理由也很充分:今年对孙见坤破格,来年就会有许许多多个“孙见坤”打通各种关系要求破格。似乎“原则之格”不可破。
陕西省招办坚持的真的是“原则之格”吗?不是。其实质是在坚持“权力之格”,而非“原则之格”。如果今年破格放走了孙见坤,是不是来年真的会出现许许多多个“孙见坤”呢?当然不会。因为孙见坤的优秀表现一般难以复制。假如来年陕西真的又有了许许多多被各名校一致视为“小天才”的“孙见坤”出现,那真是陕西之福,中国之福,高兴还来不及呢,尽管“破格”好了。又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孙见坤以6分之差难上复旦大学,却收到了二本院校山西大学法学专业录取通知书。“我一个立志为往圣继绝学的人居然被招办老爷们扔去学法律?中国又不缺我这一个律师或是法官。”孙见坤在自己的博客中这样写道。难道,陕西省招办真的想毁灭“小天才”?
国家领导人曾多次叹息我们为什么出不了大师?为什么?看看陕西省招办这些官僚们的所为,看看许许多多只讲官场逻辑、不讲学术真理逻辑的“官格”“权卡”,中国能够产生大师才是怪事。有,那也是伪“大师”。
就算陕西省招办的做法有正义根据,但在客观上割裂人才,也显得缺少工作水平和服务意识,唯能让人看到的是权力的傲慢和偏执。这样的官僚机构,不可能有国家意识,大局意识,人才意识。由他们来把持人才选拔培养之门,注定会阻碍人才发展。如何保证各类拔尖人才脱颖而出,优化人才选拔培养的环境,是我们今后必须认真对待和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 />8名复旦大学教授联名请求学校破格录取一个国学“天才”。但因高考成绩离规定有6分之差,陕西省招办拒绝投档。西安市高新一中的高三应届生孙见坤征服了教授的心,也摸到了大学的门,却“搞不定”招办的章。 (《中国青年报》8月25日)
对于这一新闻,舆论很纠结。有人希望对其能破格到底,毕竟人才难得;也有人反对再对其进行所谓“破格”,因为这名同学,已经享有了复旦大学5%自主招生的录取优惠,仅需要达到当地一本线即可被复旦录取,只能怪他的高考分数比一本线低6分——目前的自主招生就是这样的规定,陕西省坚持规定,是正确的。而且,正如陕西省招办所顾虑的,如果这次为孙见坤开了这个口子,“条子生”、“关系户”等腐败问题就会接踵而至,来年将冒出更多的特例,分数不达录取线,却可以通过教授的坚持,进入名牌大学。
在现代教育史上,通过教授的坚持,就把某位学生录进大学,留下了诸多“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教育美谈,比如,当年数学、化学、物理、英语总共只有25分(百分制)的钱伟长,却被清华大学录取,而且,物理只有5分的他,居然通过游说系主任,进了物理系,这让人见识了当时教授的声望,以及当时大学的公信力、办学活力。而且,这不是个例,几乎是当时大学教育的常态。可为何现在,教授的坚持,却可能(甚至很多人相信)变为“条子生”、“关系户”的交易呢?
这是因为今天的大学,已不是那样的大学;今日的教授,也不是那时的教授。我国当前的大学,普遍存在行政化问题,行政力量主导教育、学术管理与决策,教育和学术的尊严在一定程度上受损,更别提教授个体的教育声誉与学术声誉。
在我国,大学推进自主招生改革,也由此陷入两难困境,一方面,从教育发展看,大学只有自主办学,才能使学校具有灵魂(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语),没有办学自主权的大学,只能失魂落魄;而另一方面,把办学自主权交到缺乏教育声誉与学术声誉的办学者手中,人们担心,极有可能被乱用,教育的公平将失去保障。
在这种两难困境中,我国推进高校自主招生改革,选择了赋予高校有限自主权的方式,即高校先对学生进行自主招生测试,确定学生的自主招生资格,获得自主招生资格的学生,再参加统一高考,统一高考成绩必须达到规定的要求(一本线或者低于高校当地录取分数线10-20分),这种模式,本来是兼顾公平和自主权的“理想模式”,然而,这种“理想模式”,导致的结果,却是半吊子的自主招生,以及公众的普遍质疑。所谓半吊子自主招生,从孙见坤同学的录取结果可见一斑,高校并没有真正选择学生的权利;而公众之所以质疑,是由于获得有限自主权的高校,并没有对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公众对高校的有限自主权,也不放心。
我们以为,突破困境的途径,应是在赋予高校完整的办学自主权基础上,建立高校合理使用办学自主权的办学制度,以及受教育者选择教育的机制。
以自主招生改革而言,进行自主招生的高校,应同步进行如下改革:其一,高校内部管理的改革,建立教授委员会,由之下的教育委员会,负责学校的招生事宜,招生标准、招生过程全部公开、透明。其二,学生可以自由选择高校的改革,对于自主招生高校,一名考生可同时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自由选择其中一所学校,这种学生对学校的选择,将促进大学竞争机制建立,受教育者的权益才能从根本上得到尊重。
如果这两方面改革无法推进,那么,我国大学将很难获得公众的充分信任,于是,自主招生改革,将会一直在“谈到人才时渴望改革,谈到公平时反对改革”的无休止争论中,贻误时机,而事实上,培养人才和教育公平,完全可以结合起来,实现这两者结合的,就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我国《教育规划纲要》已经对此做出了规划,但这一改革,取决于教育管理部门是不是真正放权,学校的行政领导的权力是不是真正受制约,教授能否获得充分的自主权,学生是否拥有选择教育、评价教育的权利。
' />今天大部分报纸刊出评论,纷纷表示对8位教授的举荐的爱才之心的赞美和对陕西省招生办冷漠的谴责,以及对现行的招生制度的刚性,扼杀和埋没人才表示强烈的愤慨。其实,在笔者看来,8位教授的良苦用心自不待言,而备受质疑的陕西招生办,不但没有错,而且办事极为公道公正,面对强大的舆论,不但没有服软,将孙见坤的档案投到复旦,而是坚持原则,坚持已有的国家教育制度,实属难得,而国学天才孙见坤上不上复旦,笔者窃以为无关紧要,不必大动肝火。
当然,复旦作为中国大学的一面旗帜,深厚广博的人文精神和汇通中外的学术能力能够给予这位国学天才成长成才更好的土壤和养分,让他能够在更广阔的知识海洋里翱翔,得到更权威和资深大师的教诲是显而易见的。假如孙见坤高考多考6分,这件事将会有一个完美的结局,然而事与愿违。
无缘复旦的孙见坤之所以令人惋惜,是因为他的确有着非同一般的国学基础,一部《<山海经>性质及成书年代考》让许多国学专家惊为天人,而他扎实的国学基础显然不会是来自于他的高中老师,而是来源于孙见坤从小对国学浓厚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现行应试教育的压力下,他仍能被大学教授盛赞“万里挑一”,表明孙见坤的确是个天才,因此,能不能上复旦对孙见坤来说其实并不是第一位,更重要是的是如何让他将这一兴趣始终如一的坚持下来。
众所周知,09年复旦大学录取38岁的辽宁三轮车夫蔡伟为博士生时,蔡伟只有高中文化,仅靠自学,十多年下来,居然成就了深厚的古文字研究造诣。因此才会被复旦慧眼识才,直升复旦博士生。那么,假如初现雏形的孙见坤也可以将国学作为自己将来的人生目标,又何必一定非得上复旦呢?
对国学天才孙见坤来说,制度很冰冷,结果也可能不如人意,但是对于其他考生来说,这恰恰是一种宝贵的公平。目前,高考制度的公平与公正正在经受着各种挑战,仅一项加分政策就已饱受诟病,如果再加上教授联名、校长推荐等其他新形式,估计在不久的将来,高考制度就会千疮百孔,摇摇欲坠了,因此,假如今天我们非要延续“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佳话,恐怕付出的代价就大了去了。
' />这位被一位退休多年但仍在师生中拥有很高威望的老校长称之为“难得一见的国学小天才”名叫孙见坤,是陕西省西安市高新一中的高三应届生。据报道:孙见坤从8岁开始就迷上了国学,且像“周幽王迷上了褒姒”,几年下来,他阅读了近2000本经史典籍。去年,孙见坤还通过14场激烈的全国比赛,进入央视大型国学知识竞赛《开心学国学》的决赛,且是唯一的中学生选手。在比赛现场,孙见坤对于《楚辞》、《论语》等古代典籍的熟悉程度,不仅让几个年龄比他大上十来岁的选手一致表示“汗颜”,就连评委之一、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更是忍不住竖起大拇指,盛赞这名高中生“万里挑一”。
今年高考,孙见坤参加了复旦大学的自主招生,前后8位学者评价一致,孙见坤被列入复旦2010年5%的自主招生选拔录取试验名单。中山大学也允诺,对他采取“一本线下10分录取”的优惠措施。四川大学自主招生的录取通知书上更是写道:“参加测试的专家认为,孙见坤在古汉语与历史知识方面确有专长,表现出类拔萃。”
尽管复旦大学招生办主任丁光宏亲自将8位教授联合签署的一封写有“孙见坤对《山海经》有较深的钻研,具有‘培养的潜力’,复旦作为百年名校,理应将这样的孩子破格录取”请愿书,转达给陕西省招办的相关工作人员,并还多次文书、电话沟通,然而,陕西省招办一直以孙见坤高考成绩只有553分(比陕西省一本录取线低6分),而“‘博雅杯’的章程上并未写明可以‘破格录取’”强硬立场,拒绝将孙见坤的档案投到复旦大学。
实际上,专家、教授推荐制乃国外高校普遍实行,并且被公认为有效选拔人才的合理措施。我国也有这方面的先例,当年钱钟书虽然数学不好,但因为语文、英语出色,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此后,在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吁下,从2003年开始,国内一些高校也试点自主招生,如今已有八年历史了。按理,八名教授联合请求录取“国学奇才”考生应该不是难事,但结果却事与愿违。
记得教育界一位资深人士曾过:自主招生的理想模式应该是高校充分实行“自主”录取,在中学建立学生综合评价体系的基础上,把在某一方面能力很强的学生选拔出来。然而,大量事实说明,现在的选拔方式还远远达不到这样的要求。因为一些高校尝试自主招生,号称要招收偏才、怪才,可最终决定成败的,往往还是这些考生的高考成绩。这也昭示着我国自主招生制度改革仍然任重道远。因此,有必要建立一种特殊的机制,以突破普遍的选才标准,对某些方面有特长的人才,进行破格录取,真正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否则,所谓对新教育理念和模式的期盼,都会变成叶公好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