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省忻州市，首例限价房项目不仅专供市直机关，而且被公务员大肆高价倒卖，从中牟利至少五千多万元。（4月20日 《经济参考报》)

限价房为谁而建？在当地最低收入家庭人均10平方米以下住房困难户多达23992户的现实背景下，限价房竟成公务员的“提款机”，无疑，这是“权力集体自肥”的可怕标本。

用不着找依据，我们也知道，绝大多数公务员是不可能购买限价房的，而且当地公务员早就享受到了一套福利房。许多公务员已拥有N套房，但既然当地规定处级及以下干部人手一套限价房，自然不拿白不拿，转手倒卖就能获利，何乐而不为？

权力得不到限制，必然会产生权力自肥现象，不过，以前权力自肥只是发生在极少数官员身上，可现在却是权力“集体自肥”了。大规模的权力集体自肥，似乎能够找到最佳的“遮羞布”，可以冠之为“团购房”，或称“福利房”，或称“集资房”。权力集体自肥的益处实在是太多：一方面可以“法不责众”，另一方面可以动用手中权力将“肥肉”做得更大更好，可以以非常高亢的调子来为自己办实事，甚至能以“拉动内需”等堂皇的名义。

“权力集体自肥”不是第一次。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就有“官员豪宅一条街”，33户居民户主中，有各级领导21人，其中，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住宅价值500万元。官员有豪宅不罕见，但将豪宅建在一条街上，就似乎是在向公众“示威”了。

解剖这些标本，是为了更好地治疗，而治疗的根本，则是公众对权力更透明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