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种考核该怎样进行呢？

以孟子之见，干部考核的视野应当放开，广泛听取“国人”的意见，不要局限于小范围。“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当然，他说的“国”即当时的齐国，还没有现在的山东省大，与现在的“国”不一样。意思却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考核一个市长当得如何，你至少得去听听广大市民（包括出租车司机）的意见，看看这位市长在市民中的口碑。孟子是慎重的，在“国人皆曰可”或“国人皆曰不可”之后，都有一个“然后察之”，再做取舍。顺便说说，孟子在论“考核”的同时论及刑罚，在“国人皆曰可杀”之时，也有一个“然后察之”，这比“国人皆曰可杀”则“杀之”的简单思维，无疑多了一点法制观念。

在齐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次“干部考核”，这是齐威王对两位大夫（即墨大夫与阿邑大夫）的“考核”。齐威王自“左右”听到的关于此二者的评价，与他事先不打招呼而派人去实地考察了解到的此二者的政绩是正好相反的。齐威王由此洞察其中之奥妙——阿邑大夫投机巧，以“厚币”事其“左右以求誉”，即墨大夫实事求是，“不事”其“左右以求助”，于是使二者各得其所。这是公元前370的事。那个时候，孟子两岁。但孟子的“考核”论，几乎就是对齐威王的经验之总结。

齐宣王作为齐威王的后人，与齐威王相隔不过数十年，这些从自己祖上做过的事中悟出来的道理——假如在别的行业，或许还可称为“祖传秘方”——却要由孟子来说给他听，可见，在“进贤”与“识贤”（即如今所说的提拔干部与考核干部）的问题上，仅靠所谓的“传、帮、带”，是既“传”不下去，也“带”不出来的。

当然，孟子所论乃是宗法制度下的“干部考核”，不仅视尊卑有序亲疏有别为常态，“贤”与“不贤”，最终也得由君主一锤定音。所以，即使他说得再有道理，也只能借鉴，而不可照搬。（宋志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