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艾瑞予曾有过如此慨叹，“曾照亮了中国学术天空的那批大学者，竟然都是民国时期的‘出产’，而随着岁月的滚滚向前，他们已经渐次凋零。令今人难堪的是，他们所留下的位置，竟然找不出有谁可以代替，甚至稍稍与之比肩”。尽管81岁的袁隆平依旧雄心万丈，“准备用10年实现亩产1000公斤的梦想”，但是10年之后，谁有能力接过他以及他们手中的重担呢？

今年6月份，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曾津津乐道地称，10多年来，北大校友中诞生了79位亿万富豪。这些富豪中，虽然也有一些出类拔萃的人才，但他们能否称得上国际创新界的佼佼者，尤其是具备突出的原创能力却很值得疑问。理论上讲，一所大学培养富豪也是其成就之一，无可厚非，但作为国内顶尖大学，如果只能以培养富豪自傲，无法孕育造就大师，这显然是最大的悲哀。梅贻琦先生变曾说过:“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社会上也曾出现过“国学大师”的庞大身影，然而，经不起媒体一番质疑，顿时轰然塌下。种种迹象表明，在这个物质异常丰富发达的时代，大师仍旧极度稀缺。

重塑大师，必首先重塑一个社会的学术精神，重新打造一个推崇学术研究的教育氛围。从“广义”上讲，就是改革教育体系，平衡教育资源，营造重学习重创新的浓郁氛围；从狭义上讲，就是打造更具激励和严肃淘汰意义的学术体系，在加大资源倾斜力度的同时，对那些造假、抄袭、欺骗等学术不端行为严肃淘汰，而不是任其假以“学生行为”的托辞，肆意侮辱“院士”头衔。可以肯定，这个道路曲折而漫长，但大师的孕育与诞生，从来就没有捷径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