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相关信息充分公开给世人，人们越会理解和支持治理；对各地大小“裸官”的信息一视同仁地公开，也有助于让“裸官”本人支持有关部门对岗位“合理调整”。】

据报道，今年7月份全国各地已大致完成“裸官”摸底工作，但除广东省公开晒出了排查“裸官”的成绩单，以及少数几个地市公开表示本地“零裸官”之外，各地的信息公开工作做得都不理想，“裸官”数量信息等成了“机密”。比如，被中央有关部门点名批评“裸官现象比较严重”的沿海某省，虽然排查范围已从厅局级官员扩展到科级干部，但问到何时披露相关信息，也没有给出确定的答复。

“零信息”或“信息不对称”，一直是公众监督权不能有效发挥的主要原因。近年来，我国在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其中就包括推出了首部信息公开法律。在行政信息公开的引导下，包括法务信息公开、检务信息公开等司法信息公开，也同时有了制度性进展。但不得不说的是，治理“裸官”的信息不透明，不仅有悖于近年来信息公开化的努力，也会妨碍公众知情权与监督权，进而影响治理“裸官”的效果。

治理“裸官”本质是一场“信息监督”。在“裸官”认定上，需要充分的信息支持，光凭当事人“自主填报”，并不能保证信息准确、充分。若不放开信息流通渠道让民众监督，只听信于当事人一方单边提供的信息，当事人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处于“信息劣势”的审查部门，即使再尽职尽责，也难以一一及时揪出伪装的“裸官”。

进一步说，在治理“裸官”的标准适用上，没有充分的信息透明，将可能出现处理标准混乱或选择性执法。如果因信息不公开而导致这种结果，将使治理“裸官”的预期效果大打折扣。

治理“裸官”之所以需要信息透明，还在于治理“裸官”针对的是一些核心公权力，尤需程序清楚。必须强调的是，按中央组织部有关文件，“裸官”指的是“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并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或长期居留权”的国家干部，而调整“裸官”岗位和限制“裸官”升迁，依有关中央文件的规定，其目的就是不能让“裸官”担任核心和敏感岗位的领导职务。

“裸官”不等于贪官，也不等于叛徒，但“裸官”的事实，已足够让国家和人民失去对其行使国家重要权力的信任。“裸官”与“贪官”之间的互相转化的大量实例，也充分警示人们，治理“裸官”必然是预防腐败的“事前措施”。把相关信息充分公开给世人，人们越会理解和支持治理；对各地大小“裸官”的信息一视同仁地公开，也有助于让“裸官”本人支持有关部门对岗位“合理调整”。

从世界各国治理腐败的经验来看，越是移民输出国，越重视对“裸官”的治理。比如，俄罗斯不仅严力治理“裸官”，还将治理范围扩大到了拥有海外账户的官员；而在美国，没有在美国本土出生的美国人，没有资格担任总统一职，一些与国家核心利益密切相关的部门，对入职人员的“背景审查”是非常严格的。

有鉴于此，应该依从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法，通过“法定公开”和“依申请公开”两条路径，按信息敏感程度，通过公示、披露、纠偏等多种程序，向社会公开相关的“裸官”信息，包括发现的数量和具体的人员。不要说目前多数地方连“裸官”人数都不公开，即便公布了总人数，但避开具体的人员，那些隐藏得更深的、能量更大的、越可能实质损害国家利益的“裸官”，就越难通过公众举报等方式查处。另一方面，没有信息透明化的政府行为，也会削弱自身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