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与几位地方政府的同志谈及改革进程，有人说：改革能释放制度红利，当然是好事；也有人认为，一些改革会导致经济增速减缓，改革难度不小，应该先放放。他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例，认为在推进农民向市民身份转变过程中，会涉及大量社保、教育、医疗、保障房等投入，成本太大，收益太少。

无独有偶，近期有舆论包括部分国际媒体也持此论调，认为中国改革与增长是“此消彼长”：推动改革就必然牺牲增长，因此要“学会做改革的选择题”，选择标准就是那些能“立竿见影”的。

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选择好路径和突破口确实必要。但上述观点本质上将改革与发展对立，夸大了改革成本、低估了改革收益，容易误导市场和决策者，导致改革行为的短期化和功利化，对当前全面深入推进改革十分有害。

那么，到底该如何评估改革的成本和收益？以推进农民市民化为例。在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作为新型城镇化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有助于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向城市转移，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研究表明，从2011年到2020年，如果我国每年劳动参与率提高1个百分点，GDP潜在增长率将提高0.88个百分点。同时，更多农民工能够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有助于缓解劳动力价格增速过快的现状，有助于减少劳动力地区间的潮汐式迁徙。仅从以上几点就能看出，户籍制度改革绝非“赔本买卖”，不仅不会阻碍增长，还将成为增长动力。只是其改革收益并非立时体现在GDP或税收增长上，而是需要必要的政策传递和市场消化。

在实践中，之所以出现将改革与增长割裂甚至对立的认识，部分是因为有些人对经济发展规律把握不准、认识不清，也有一部分特别是少数领导干部，存在着政绩观的偏差，过于看重当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能够快出政绩、快见成效的就干，需要费力气、打基础、图长远的就拖。这种改革上的“功利主义”，与前些年发展中盲目追求GDP增速的“增长主义”，看似有所差异，实则同根共源，具有同样的危害。

当然，坚定“改革有助增长”这样的判断，并非不重视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的现实，对一些深层次改革可能导致的阵痛也要清醒认识、提早应对。正确分析改革的成本与收益，有助于减少外部干扰、凝聚改革共识，特别是防止改革中出现的“短视思维”和“功利主义”，从而加快推进某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

（摘编自3月28日《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