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温州市实施公务接待细则，规定“每人每餐不超过60元”、“鲍鱼、鱼翅等不得上桌”，有网友称其是“史上最细公务接待标准”。7月13日，温州市纪委干部汪惠平解释，该规定只适用于市内，接待市外单位、上级机关并不参照。

“舌尖腐败”，由来已久。在此情境下，温州一纸“接待新政”，不乏制度善意，链接着无尽的消解沉疴的期待。对此新政，公众也没吝惜赞誉。

“限价消费”“限定高档酒菜”……应该说，这“三严四禁”在规则分寸感上，拿捏得很合宜；细致度上，也颇为周详。当公务吃请变麻烦，当鲍鱼等从饭局清单中划去，对公款吃喝的制衡，自然会有“看得见的良效”。

但这番新政，并非完璧：它只针对“市域范围”的工作餐，至于对外、对上的公务宴请，则无需参照。对炙热的民意期许而言，这无疑是瓢“冷水”。原来，这细则的约束力“内外有别”，对公务宴请也是点到为止。换句话说，它并非全盘规约，而是抓此放彼。

民意怅落，情有可原。公务接待细则“限内不限外”，昭示着制衡的不彻底，决策姿态的踌躇。约束公款吃喝的步子，或许应大些、更大些。毕竟，所有性质的公款接待，都应避免无节制挥霍，靡费财力，也透支公信。制约公务接待，不应画地为牢。由此观之，该新政仍有局限性，其适用性的“空格”有待填满。

让公务吃喝“瘦身”，需一体制衡、通盘设计，这话没错。可是，政策沿革并非“纸上谈兵”，现实掣肘或许就像嵌入肉中的刺。削减公务吃喝，举步之间，都为利益钳制，所以步履维艰。若要消除利益掣肘，终需刮骨疗伤的勇气。

温州之所以拿“工作餐”开刀，却避过公务宴请，不无苦衷。对外、对上的公务宴请，与对外交往、招商引资、上级视察等紧密关联，若对其设限，难免会犯“忌”，损害到地方的发展环境。此前有过可资借鉴的“教训”：某些地方在公开三公账单后，虽饱受民众称赞，可不合上级意思——“有些领导不敢去了”。若温州先行约束公务宴请，谁知道是否会付出“被孤立”的代价？

因而，仅针对工作餐的公务接待新政，只是基于现实的一种有度妥协。以折中办法，寻求制度破冰与减少阻力间的平衡。无可否认，尽管还不尽如人意，离“治本之策”尚远。可它聊胜于无，“限价消费”等举措，对遏制吃喝腐败确有现实效用。

制度破冰，当容得下“厘米推进”。循序推进，公务接待新政的辐射面或能拓宽。温州实施新政，也为其他地方提供了参照。在约束公款吃喝，尚停留在“禁食鱼翅”的隔靴搔痒层面的境况下，“每人每餐不超过60元”等，颇具积极意义。

治理“舌尖腐败”，哪怕是“厘米推进”，也值得肯定。公务接待积弊较深，“挑肥拣瘦”式评判，固然是对革新彻底化的诉求表达，但在现实语境下，一步到位或是奢望。革新路漫漫，不应拒斥“渐进式推动”的路径选择、“摸石头过河”的价值探索。

（相关报道见7月17日《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