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上的制度保障应包括：法律明确责任；政府的积极投入；法院杜绝“彭宇式”的冤案；发达的民间组织、律师给予帮助；舆论的坚定支持等等。比如，2006年在美国蒙哥马利市，一辆运老年人的公车的升降机突然坏了，当时赴美探亲的沈先生就帮着一位坐轮椅的老人下车，结果摔成颈椎骨折。之后沈先生起诉市政府违反了美国《残障者法案》，最终市政府主动赔偿了360万美元；其实政府也不担心赔不出来，因为还有保险公司的支持……这就在制度上有效避免了“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悲剧，有学者称之为“让制度扶起老人”，扶起小悦悦，也需要一个温暖、可靠的制度。

总之，法律明确，风险合理分摊，以及强大的民间组织支撑等等，会让助人者没有后顾之忧，此时助人才能为乐。这才是中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完成了这些制度保障，公民的整体道德水平才会有质的提升，那时方可引进法治先进国家的有关“见死不救罪”的规定。

（作者系法律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