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软实力之所以具有方向性，是由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决定的。毛泽东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66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这一经典论断是我们认识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及其性质、作用的指南。虽然构成文化的诸多要素并非都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但一定的文化就其总体而言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虽然影响文化的性质及其作用的因素非常复杂，包含各种历史的和现实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民族的和地域的要素，但总体上看，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都是反映一定的经济和政治并为它们服务的。文化的性质，归根到底取决于其经济基础的性质，同时受到政治的强烈影响。文化的作用，终究取决于它同一定的经济、政治之间的关系。以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和一定阶段上的历史总趋势为尺度来衡量，各种文化软实力既有大与小、强与弱之分，也有先进与落后、积极与消极之别，对社会发展分别起着促其前进或拉其倒退的不同作用，从而表现出不同的方向性。

《决定》指出：“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文化之所以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之所以成为艰巨的任务，正因为不同国家的文化既有大小、强弱的差异，又有性质、方向的不同。如果各国文化都是向着同一方向起作用的同质的量，那就难以构成竞争，更不会形成交锋之势，也不会发生文化安全问题。

各种文化并非是同质同向的，但并不意味着其性质方向都是根本对立或截然相反的。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由经济、政治所决定，会出现基本性质、方向相对立的文化，但现实存在的文化是多种多样的，不只是非此即彼的两极；其间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的，有各种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相互反对或相互合作，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关系。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别和对立也不是僵硬的、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正因为如此，它们才表现为“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构成“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才是在“交流”中既有“交融”，又有“交锋”。我们必须看到各种文化在性质、方向上的区别，但不能用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对其作简单化的划分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