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劳动力市场的困境带来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危机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养老保障制度陷入危机，拉美国家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也逐渐暴露出诸多问题。其中，老龄化、劳动参与率下降以及非正规就业趋势等劳动力市场因素既是世界范围内养老保障制度困境的重要原因，也是养老保障制度改革能否实现预期目标、取得预期成果的重要影响因素。

（一）人口老龄化与发达国家养老保障支出的膨胀

20世纪下半叶，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加剧，导致领取退休金人数快速增长和劳动适龄人口负担加重，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随着老龄化日益严重，发达国家养老金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例逐渐增加，在老龄化最严重的2040年，养老金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达到最大。比如，1984年德国的养老支出比例为13.70，到2040年则达到31.10；1984年美国的养老支出比例为8.10，2040年则达到了14.60（参见表1）。此外，老龄化往往伴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这意味着个人领取养老金的时间延长。1935年确立养老保障体制时，男性领取退休金的时间平均为11.9年，妇女平均为13.4年，到1990年，相应的时间则变为15年和18.8年。

（二）老年劳动参与率下降与养老保障赤字上升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20世纪60年代末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随着70年代经济衰退的来临，发达国家的失业率逐渐提高，充分就业和养老保障的压力增加。大量失业不仅使得国家失业补助明显增加，损害国民经济的增长，还潜在减少了养老保障收入，成为养老保障制度危机的重要病因。与失业率攀升同步，发达国家大龄劳动者的劳动参与率明显下降，出现大规模的提前退休现象。1960-1985年间，主要发达国家的老年男性劳动力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比例迅速增长，导致55-64岁男性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迅速下滑，普遍从1960年-1962年的80%-90%下降到50%-70%。高失业率和较高的退休金水平是大规模提前退休的主要原因，而大规模提前退休使得发达国家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财政紧张问题变得非常明显，财政赤字扩大的趋势很难逆转。

（三）劳动力市场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对养老保障制度提出挑战

20世纪50年来以来，发达国家的妇女大量进入劳动力市场。1990年代，英国和法国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为70%，挪威则达到80%。另一方面，单亲家庭数量日益增多，1999年，挪威约有49%的新生儿的父母未婚，英国、法国、美国则分别为38%、41%和31%。近30年来，由于离婚率不断上升，加上女性拥有更多的职业选择和生活方式选择，英国核心家庭逐渐减少，已婚者家庭的比例从1971年的68%下降到2001年的45%。

妇女大规模进入劳动力市场，离婚率提高以及单亲家庭的增加使发达国家男性（家庭）为主的传统养老保障体系受到严重挑战，迫使发达国家对遗嘱抚恤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等进行改革。另外，大量妇女就业导致养老保险的需求不断增长，扩大养老保障的覆盖面被提上日程。而且，由于女性生育期间退出劳动力市场，然后重新进入，并且非正规就业的比例高，其劳动参与率的生命周期和就业方式与男性不同，因此，如何保障女性就业者的老年生活成为发达国家面临的突出问题。

（四）非正规就业与拉美国家养老保障制度的缺陷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非正规就业现象迅速增长，对社会养老保障的影响非常大。发展中国家较早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往往是正规部门，社会保险金的缴纳和支付也是按照正规就业模式设定的，强调雇主和雇员的共同责任，对享受养老保障的条件有比较严格的规定。与正规部门就业者相比，非正规就业者的流动性强、劳动合约关系松散、平均收入较低，往往缺乏缴纳社会保险金的能力，也难以达到领取养老金的资格条件，其社会保障覆盖率非常低。以智利为例，1981年智利进行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建立了强制性个人账户。从实际缴费人口占就业者总数的比重来看，个人账户计划的总体参保率在改革前后并没有上升：到2004年，实际缴费人口只占全部经济活动人口的30%左右，占劳动就业人口总数的55%，相比改革前旧制度60%的覆盖面，并没有提高（Solange Berstein， et al， 2005）。然而，养老保险的参保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正式部门雇员的参保率增长较大，非正规就业者的参保率则明显下降。1986-2003年间，正式部门雇员的参保率从63.3%上升到76.3%，而自雇人员的参保率却从12.2%下降到6.5%，在此期间未参保的自雇人员数量从88万上升到158万人，在2003年已达到劳动力人口的20%以上(Carolin A. Carbbe.，2005：219)。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多的探索和尝试，走出一条适合非正规就业者的灵活保障制度，更好满足数量众多的非正规就业者的养老保障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