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和民主都是西方的舶来品。相对而言，西式民主进入中国更早。不仅其理论引起中国政治精英的关注，甚至在制度上两度进行尝试。一是带有君主立宪色彩的戊戌变法，也包括清末新政；一是民国时代美国模式的“五权”共和。与此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真正在中国产生影响则是苏联的十月革命之后。然而，历史却是如此的令人吊诡。最终是马克思主义在和包括了西式民主在内的各种政治思潮的角逐中脱颖而出，把中国带向一个新的阶段，也终于实现了自1840年以来整个民族所孜孜以求的独立和主权完整。

何以同是来自西方，一个在中国走向胜利，一个尽管有先发优势，却仍然归于失败？回顾历史，其深层原因依然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现在一种较流行的解读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正处于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的低潮期，与苏联社会主义的欣欣向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加之由于国内救亡图存的紧迫性，致使中国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不错，外因十分重要，但却并不是决定性的原因。我们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本身寻找真正的答案。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有两大组成部分。一是基本理论，一是革命策略。基本理论包括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革命策略则包括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在李泽厚看来，唯物史观是核心，即生产工具、生产力、科技是人类社会生存延续和发展的最终基础。这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何以在中国成功的前提。

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之前，进化论已经普遍被中国的知识群体所接受。这和中国儒家传统的“经世致用”实用理性有关。更何况对于没有宗教传统的中国来说，比西方更容易接受猿变人的理论。包括鲁迅、李大钊、陈独秀在内的知识精英都是先接受了进化论，再转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进化论迅速被马克思主义所取代有四个原因。一是唯物史观更具体地解释了人类历史，而不仅仅是一种相对简单的生存竞争和生物进化。它有更强大的理性说服力。而且这种历史观与强调历史、富有历史情感的中国文化传统相共鸣。二是中国有着极为悠久和浓郁的乌托邦传统。儒家“治国平天下”、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等思想和实践都一脉相承。此外，对中国社会影响极深的其他学派，如道家、墨家和佛学等都有自己未来的理想国和极乐世界。而马克思主义对未来共产主义的描述，与中国这个传统一拍即合。三是中国传统和政治文化的道德主义。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剥削的否定和对处于底层的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同情，具有极强的道德色彩。最后，马克思主义有着十分鲜明的实践色彩，特别是强调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这一具体手段和途径，也符合中国当时救亡图存政治环境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