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先生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第一个学术成果，就是他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其中许多文章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认为他讲清了许多梁启超所没有讲清的问题。梁启超二十出头就显赫于中国政坛，其聪明少人能及。在佛教研究中，梁氏缺乏的不是智力，而是有效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是科学无神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宗教学，批判有神论、宣传无神论，是份内之事。毛泽东对于中国宗教学研究的重要指示之一，就是“批判神学”。然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不是简单地反对，特别是作为一个学者，首先是应该像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一样，科学地说明神学问题。《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第一部文献，也是批判神学、宣传科学无神论的第一部文献。

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批判的对象，是神学，即宗教的世界观，而不是宗教，更不是一般的宗教信仰者。马克思当年说的“批判宗教”，指的也仅仅是宗教观念，使用的也仅仅是“批判的武器”，而不是“武器的批判”。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党的宗教政策也遭到了破坏。作为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先生被剥夺了领导权，他只能心情沉重地看着那些“为神效劳”（恩格斯语）的行为而无能为力。作为曾经受到毛泽东表彰的红色教授，他只要稍微表示一点对于当时以“左”为荣的作法的支持，立刻就会青云直上。但是他没有。因为他清楚地知道，那些极“左”的作法是不正确的。

“文化大革命”以后，情况变了。经过拨乱反正，原来被认为是光荣的事情，现在倒了过来。左，成为新时期要反对的主要错误倾向。这时候，一些人把批判神学、宣传科学无神论也视为极“左”倾向的继续。并以此为契机，开始了所谓“无神论无人讲”的时代。然而先生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本质上就是科学无神论。批判神学，宣传无神论，帮助群众摆脱愚昧，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就在这一时期，先生创建并且坚持出任中国无神论学会的理事长，直到去世。

先生在宗教学方面的成就，是因为他真正弄懂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并且真诚地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是真理，而不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甚至仅仅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装饰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