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模式”民族理论的形成——邓小平理论民族理论

邓小平理论民族理论的形成是“中国模式”民族理论形成的标志，主要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建国前后。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邓小平的民族理论思想主要反映在《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一文中。当时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的工作，直接领导和参与解决西南的民族问题，形成了许多科学的观点。他强调民族问题的重要性，认为“少数民族问题解决得不好，国防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因此，“应该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他指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

第二个阶段主要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主要体现在《邓小平文选》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史文献中。在这阶段，邓小平同志一方面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人们充分认识我国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强调“生产力标准”，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时代的主题，明确指出以经济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心由之路。与时同时，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过去在工作中对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重视不够”，“必须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保障各少数民族地区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政策的自主权。”1984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正式通过，以基本法的形式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三、“中国模式”民族理论的进一步完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民族理论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阐释，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民族理论，其基本思想主要体现在江泽民《论民族工作》及《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重要文献之中。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民族理论对”中国模式”民族理论加以了完善，主要包含以下观点：第一，强调“生产力标准”，强调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这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点。第二，提出了著名的“三个离不开”重要思想，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第三，强调“民族宗教无小事”，反对“三股势力”，从国际视野考量民族宗教问题，丰富了民族问题的内涵。为此，江泽民指出，“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方面的关系”。